场所工匠︱十大经典公共空间景观改造案例(两则)

  公共空间与场所营造为周边社区和使用者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传承文化、营造健康的环境、创造积极社会活动氛围和可能的经济机会。 则一就通过十个案例，来描述这些项目是如何克服场地不利于因素，最终将一个个看似毫无生机甚至有害的场地通过回收、修复、再利用，最终发展成为综合性的休闲空间，为周边提供了生活休闲场所，并且增添了文化厚度。其中我国秦皇岛的汤河公园也入选了十大经典公共空间景观改造案例。则二源于全球场所营造周上的总结性报告，分别以场所营造工作中面临的几个重要的议题为主题展开讨论，包括：场所管理、作为场所的交通和街道、以艺术为基础的场所营造、创新和创业、健康社区和乡村场所营造。

  景观建筑师经常努力改造一些含有工业及有毒废物的区域、不会再使用的基础设施、以及受战争或自然灾害影响的土地。这些被忽视的地方，虽然经常对环境和周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了突出这些空间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拥有脱离荒芜的潜力，我们收集了一系列项目，阐述了设计师怎么样去使用不太可能的机会将景观转变为壮观的空间，并同时保留其历史和文化意义。这10个案例研究展示了全世界城市政府，保护主义者，开发商和设计群体采取的创造性方法，将边缘化的地方转变为健康和有意义的环境，供大家享受。

  煤气厂公园建于1965年，坐落于一个曾经的煤气化厂。一个中心要素，锅炉房，被转换成一个配有桌子和烧烤架的野餐亭，而曾经的排气压缩机建筑被转变成一个露天儿童娱乐仓，里面具有被粉刷得鲜艳的器械组成的迷宫。这个开创性的项目因其能轻松的获得当地支持和转变公众对后工业景观的看法而受到欢迎。 项目在使用生物降

  在一家570英亩土地的的前钢铁厂上工作，Latz + Partners的目标以乐观的态度实施其再利用和回收项目。他们没将受损和复杂的场地状况视为应该被消除或掩盖的麻烦，而是仔细地挖掘他们的创造潜力。

  改造后的景观创造性地重新利用了现有的建筑，并投入了许多设施来促进娱乐和社区，包括一个深潜水池、攀岩墙、野餐区、远足径和多个表演空间--- 所有编织在成为一连串的难忘场所。这样做的目的是用最少的干预来改变工业景观，回收并在视觉上更新腐朽的建筑物体，使其变成具有诗意的地方来纪念场地的过去。

  高线是纽约西侧一个一英里长的被遗弃的高架铁路，曾受到被拆除的威胁。经过多年的公共宣传，它已经复活为一个公园，成为这个城市最受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公园的景点包括源于生长在废弃轨道上的自播景观的自然植物，城市和哈德逊河的意想不到的景色，以及经过深思熟虑后被融入建筑和植物生活的文化景点。该项目的成本远远低于完全拆除和重新开发该地区的成本，并且进一步作为适应性再利用的先例。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公司与威尔斯利学院合作，重振校友谷的有毒棕色地带，在该地区曾经坐落着该学院的发电厂、工业化天然气泵站和一个175层的停车场。管理破坏的土壤涉及几种策略：去除最有毒的土壤，加盖和收集轻度污染的土壤，然后找到一种方式将它作为景观的一部分重新使用。 这个区域地形最初由冰河时代冰川形成。 沿着路径的土堆模仿土地的原始成形，同时存储被修复的土壤。地形、水文和校园生活的融合使校友谷重新与周围环境融为和谐的一体。

  弗莱士垃圾填埋场已变成全球各地填埋场回收利用的典范，现已经转变成一个充满野生动物的广阔绿地。该场地足够大，能支持许多在市区不普遍的运动和项目，包括如骑马、山地自行车、自然步道、皮划艇和大型公共艺术在内的活动和功能。弗莱士河公园展示了湿地缓冲区抗衡上升水域的作用，在飓风桑迪期间吸收了风暴潮的关键部分。在整个地区的先进垃圾填埋气收集基础设施的帮助下，甲烷被从分解废物中有效地收获，提供足够加热2.2万户家庭的天然气。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改造成一个有生产力并且美丽的文化目的地，表明了景观建筑是如何对土地恢复平衡的。

  大部分原址位于一个基本没办法进入的海滩边缘，被当做包括着废弃的贫民窟和灌溉设施的垃圾场。汤河公园项目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护自然河流走廊，提升繁荣、多样、自然的植被。因此，设计没有在河边铺设硬质路面和种植观赏花坛，而是使用了一个“红丝带”钢结构沿着河岸延伸500米。这个设施提供慢跑、钓鱼和游泳的通道，同时对景观的影响最小。

  “红丝带”沿着一条木板步道蜿蜒展开，为整个公园提供了步行通道。很多公园的游客是曾经的农民和“新城市化人”。公园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乡村环境的连接。

  越南村城市农场是一个位于新奥尔良东部的城市农场项目，这片区域曾经受到卡特里娜飓风严重的袭击。在飓风灾难前，那曾有超过30英亩的社区农场种植越南传统蔬菜水果。 Mossop + Michaels的28英亩农场的新设计将坐落在一个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延续越南移民在那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农业传统。

  该设计将采用可持续灌溉技术，它几乎不怎么需要用电力来泵送和过滤在田地中使用的水。而场地生产的有机作物将在一个该地新的农贸市场出售，估计可容纳3,000个星期六来购物的人，他们都曾是在飓风袭击之前就购买这些社区产出食物得人。

  波士顿的后湾地区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垃圾填埋场，具有特点的是一排排优雅的褐沙石房屋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公共小巷位于建筑后面，为货物递送、垃圾存放、停车提供服务区域。绿色小巷位于波士顿建筑园区（BAC）的公共小巷444，位于学院的951 Boylston Street大楼和320 Newbury Street大楼之间。它被重新设计，利用可渗透性的沥青和摊铺机系统和衬底过滤，从小巷路面和两座BAC楼的楼顶过滤雨水来补给地下水。在地下，地热井服务于学院的核心建筑，并引导BAC实现其零消耗校园能源目标。 一个垂直的钢网用于绿化，架在了Boylston路建筑的两侧，以帮助减少这个狭窄的城市峡谷的热效应。作为一所促进实践型设计的设计学校，BAC致力于城市设计和协作过程中的可持续方法，通过这一种可复制的方法在波士顿后湾小巷中得到充分展示。

  在军事和联邦监狱期间，工作人员和囚犯将大部分的恶魔岛的景观变成密集维护的花园。花园在周边恶劣环境的对比下，充当庇护所的作用，成为了警官、家庭、以及受困在岛上的犯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1673年联邦监狱关闭，花园也被遗弃。在大量的规划、去除杂草、种植、以及修复衰败的设施后，花园再次繁茂了起来，迎来每天成千上万的参观。

  定于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开幕，Herinneringspar公园是佛兰芒州政府和比利时联邦政府的合资企业。战争及其后果对Westhoek地区的景观产生了重大的有形和生态影响 --- 从平地到被砍伐的森林和受轰炸的战场再到农田。这一个项目将在战争的前线创建一个区域性纪念公园，通过一系列农业领域的短生植物和农业领域的大气效应记录关键战场。该设计向该地区的军事历史致敬，同时也认可农业的现状，并且启迪着一个高昂的未来。

  在2016年秋天的场所营造领导论坛上，450多位献身于公共空间的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聚在一起，共同绘制了场所营造运动的未来。活动的第二天是围绕公共空间中汇聚的十个主体问题进行的，我们在PPS（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称之为“转型议程”。参与者分成了六个组，讨论新的研究和战略，并确定场所营造在哪几个方面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些会议探讨了场所管理、作为场所的交通和街道、艺术为基础的场所营造、创新和创业、健康社区和乡村场所营造的主题。这些会议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从讲座和讨论到深入的工作战略会议。在标记了一系列活动挂图和便利贴之后，每个分组的代表都会向整个群组报告。这篇博客文章从这些分支中综合了现场记录的笔记，为每个转型议程制定了优先顺序。

  在Placemaking领导论坛上，乡村的场所营造被最后做汇报，但PPS的Cynthia Nikitin 以此开始她的总结：在很快的将来，乡村场所营造将会作为第一个出现在议程上，而不是最后---所以此时正是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事实上在美国，忽视乡村场所正式忽视了超过4亿6千万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这些社区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需要引起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注意。

  虽然很多乡村社区有很强的场所感，但它们缺乏基础设施、投资、资源、以及必要的特定的当地专业相关知识来繁荣成长。今天的乡村社区正面临着特别是年轻人群体的人口流失， 工作机会的流失、或者甚至是整个部门和机构的缺失。与此同时，农村社区也受到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人口变化等宏观问题的深刻影响。 虽然这一些地方的居民有时可能不愿意改变，但这些趋势需要积极，前瞻性的反应。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与会者一致认为，乡村社区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工具包，包括可共享的演示幻灯片、示例立法、基准、网络研讨会、培训和方法，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公民乡村设计研究所（Citizens’ Institute on Rural Design™）的工作基础之上。一个特别有趣的机会在于指导联邦计划和资金。 虽然在联邦一级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复杂的官僚机构通常阻碍了资金的获取。乡村社区关于这一主题的培训和翻译服务至关重要。但创造这些资源只是方程的一边; 另一边是对最有需要的社区以最有用的方式来策划和组织它们。最后，乡村社区需要他们自己的区域合作模式。 由于地区之间的距离长、地形蜿蜒，邻近社区之间的定期聚集可能很困难，但寻找合作而非竞争的方式是集合力量和资源互利很好的一种方式。

  在农村--城市频谱的另一端，Damien Giudici（个体经营者，澳大利亚佩斯）和Daniel Hilhorst（市场副经理，Pogo CarShare公司，埃德蒙顿，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探讨了一个关于“创新中心”的会议， 即通过工作和社会用途的高度集中组合鼓励创新活动的场所。PPS的专题小组成员Steve Davies展示了多年来在基层组织中频繁出现的例子，例如多伦多的401 Richmond St W和西雅图派克广场等公共市场的艺术和文化群。而布鲁金斯学会的Jennifer Vey则解释了像孵化器、加速器、和更广泛的创新区这种新型活动中心的兴起，反映了越来越成熟和有规划地通过场所营造来鼓励创新。

  会议上有许多振奋人心的例子，包括温哥华的格兰维尔岛做出的新努力。然而Hilhorst呼吁，一方面要关注有一些地方在场所感显著地同时，接受创新用途和技术意愿却不足，另一方面，在另一些创新地区和枢纽却缺乏对公共领域的关注。

  但据Guidici说，专题小组成员Ed Blakeley提出了会议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如何使创新民主化？一家大型公司搬迁至市中心并不能够确保它对周围的社区有利。如何将场所营造计划和政策结合一起，以确保创新在经济、实物、社会上对大家都可用？

  交通分组的参与者有机会识别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可以做的行动。正如PPS的Gary Toth报道的，很像农村地方的场所营造，这个议程仍然需要一个更好的资源库，以供人们向决策者说明：可共享的PowerPoint幻灯片、单页的简报、最佳实践案例研究和战术故事、指标和统计。特别是，街道作为场所的经济论证需要被更有效地收集和沟通。

  以交通为中心的场所营造者也需要新的方式来联合。 正在联邦和州级进行的研究应更好地反映和关注实地工作者的工作。与会者建议，该领域的主题专家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从业人员找到彼此，并帮助有需要的社区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人选。对月从业者来说，会议和交谈是多多益善的。类似在Pro Walk/ Pro Bike/ Pro Place的“与工程师喝啤酒”的活动，帮助建立了一个社区，在那我们大家可以找到支持、学到新东西、还可以建立职业连接。（“与规划师喝起泡酒”会成为下一个活动吗？）

  最后，小组同意，将志同道合的组织和运动之间的信息对称化将有利于加强街道作为场所的情况。虽然场所营造运动与新城市主义者和精明增长倡导者有很多共同点，但我们并不总是聚在一起来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既然我们都是“推动同一辆货车”，我们如何来联系我们的盟友并协调我们的努力？

  基于艺术的场所营造会议的参与者讨论了创意性的场所营造项目怎么样去使用指标来超越寻常的公共空间激活项目，并创造更有意义、有趣和鼓舞人心的场所。由于创意性的场所营造项目可以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产生强烈的影响。为了让他们服务以及代表他们存在的社区，重要的是在执行之前来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创意公共空间项目。

  作为参与者的Joan Vorderbruggen（Public Art and Placemaking总监，亨内平投资基金，明尼阿波利斯）解释，有创意的场所营造者必须要格外注意谁在参观使用这个场所，这些人与项目或项目安装有咋样的互动，以及他们实际的互动有多久。此外，我们应该了解是否项目激励人们与其他来访者进行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是否超出了在安装新项目之前发生的互动量。 换句话说，“你有必要了解‘之前’才能真正衡量‘之后’”。

  Vorderbruggen还建议，我们大家可以测量这些影响的一些最有趣的方法是视觉方法。延时摄影和视频可以收集访客模式的数据，并结合在一天的不同时间做出详细的调查。例如，这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来访者是游客还是当地人，是否该项目能促进陌生人间的社交互动等等。

  Vorderbruggen强调了社区参与决定改变项目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对于衡量对象以衡量原因有不同的意见。 例如，像社交媒体这样的平台可能是用于收集某组访问者的数据的有用工具，但无法用于捕获那些不使用此技术的用户的信息。同样，重要的改变措施可能因项目而异，例如，项目是否有助于减少犯罪或改变空间内的安全感？ 来访者在他们在来访时候花了钱吗？ 他们是步行到那里的吗？ 考虑项目的整体背景是至关重要的。 “同一个尺码无法合适所有人”，Vorderbruggen说， “不同的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测量方式。

  健康分组会议参与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公平和包容性的角度来定义“健康”和“场所”。生活在弱势社区的人们面临着健康挑战，那些社区是与失业和贫困等持续和系统性问题抗争的地方。这反映了富人和穷人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卫生不公平现象，这并不让人惊讶。 所以创造不仅可以关注到健康问题，并且具有包容性的场所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正如PPS的Laura Torchio报道的，沟通，特别是与对人沟通，对于改善健康和场所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Torchio解释说，有关如何建立和塑造更健康的地方有丰富的优秀资源，但组织资源并且创建一种共同的语言，使他们可以为大众得到却是缺失的一环。利用案例和研究可以有助于传达有用和实用的信息，不仅可以传达给社区，而且可以传播给那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在各个层级推动政策议程的人。

  该小组还建议，场所营造应与结束社区创伤循环的努力相联系，例如安全注射点，并带来更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将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者带到一起形成一个场所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与积极的健康结果相连接。无论是简单的帮助维持人行道还是大规模建设一个新的娱乐设施，这些都可以对社区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每个场所营造工作的背后是一个更广泛的治理问题。 正如AndréLeroux（执行董事，MA Smart Growth Alliance）所说，一个简单的公共空间所有权问题引发了工作的责任和问责制问题。 谁真正负责的地方？

  像社区福利区一类的新型管理和融资模式正在挑战公共空间应该永远归政府拥有和运营这样的想法，也挑战着移交控制权必然意味着公司或任一强大集团导致的私有化的担心。正如彼得·史密斯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展示的那样，尽管还需要更多的结构性变化，“更轻更快更便宜”的干预措施也可以成为更广泛的场所管理议程的种子。围绕场所来重塑政府部门可以帮助打破市政府（就像左手不知道右手想干什么似的）纪律的孤岛。

  然而，这些转移的管理模式也有自己的缺陷。 首先，他们需要场所营造者来检查他们权力的新结构和他们创造出的特权。谁是受益的社区？ 谁没有参与进来？场所管理也引起了人类对于场所营造运动是否正在变得“制度化”的担忧，如果是，我们必须防止用新的守门人代替旧守门人的趋势。

  Leroux总结说：“场所营造从对设计和规划的激进批评开始，到了后来的政府忽视。咱们不可以失去它。场所营造关乎争取权力，而不是被赋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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